图6清郭棻《行书立轴》，北京保利拍卖

虽然郭棻的书法明显有取法王铎的痕迹，可是他在诗文里却无一字提及王铎。其诗文倒是提示出，他与属于王铎友人圈子的张镜心的第五子张潜（字上若）交谊较深。还曾应张潜之请，为张镜心的文集作序，序云：“有天下国家者，使其臣身显而志不显，身隐而道不隐，讵不懿欤？”[7]44这显然含有推崇张镜心人格的意思，因为张镜心入清后隐而不仕。在北京时，他与张潜同在翰林院供职，二人“衡宇相望，风雨过从，上下今昔”，[7]215郭棻不难从张潜处获睹王铎墨迹，因而能暗自揣摩学习，尽管他一直缄口不提王铎的名字。在诗文中，他提到过在书法上受王铎影响甚深的傅山（1607—1684）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郭棻因触忤权贵，被贬为山西按察司佥事，曾作诗以自况：“身经三十四除夕，不独蹉跎感叹增。鹦鹉啁啾人自喜，桔槔俯仰我何能。”[8]456在山西期间，郭棻曾慕名造访傅山而不得见，因以作诗记其事，题为《访傅青主不得所在》。诗云：

闻君住向白云间，空著苍头往复还。我怅桃源迷渡口，人传鹤影落深山。

孙登不语犹长啸，梅福无家岂闭关。料得癯形樵子识，拟从幽谷漫追攀。[8]471

对比王铎的贰臣身份和傅山“尚志高风，介然如石”的名节，我们也许能够对郭棻为什么在文字里不提王铎产生联想。不过，他仍然与王铎的朋友朱之俊（1596—1671）保持了良好的关系。朱之俊与王铎为同年进士，最终选择了为清朝效力，担任过明清两朝的国子监司业。王铎曾经为朱之俊书写《阁桥缘起》碑文和作序，撰写并手书《攀龙桥碑记》，还为其所筑绿猗园题写过匾额。[9]在去世前的几个月，王铎还曾诗柬朱之俊，诗中颇道寻求解脱之意：“天幸吾今疾病至，辞官遁野作闲人。无才敢怨违时俗，拙性惟知远世尘。”[5]王铎身后，朱之俊写了两首挽诗，对其诗文书法成就极尽赞美，诗中有“堕精嵩岳出奇人，独步中原四海遵”“帖中丹饮凡笼脱，天上楼成帝诏宣”[10]269云云。但朱、王的这种关系一点未曾妨碍郭棻与朱之俊交好。当他在山西收到朱之俊寄来的新刻诗集时写道：“不争官品如人品，自是家乡胜帝乡……缄来书札皆奇字，惭愧侯芭鬓已霜。”[8]457字里行间颇有推重“乡贤”之意。

在郭棻的书法观念中，书法如何得以传世的问题存在“以人传”与“以书传”的价值冲突，他在为当时名书家、华亭人沈荃的书卷题跋中写道：

余惟天壤间瑰异灵伟之物不少，非久失传。独文字之存可千百年，岂非以爱惜珍护有人乎？右军王略帖不数行耳，于断烂缺落中寻其意旨，不第其书法可宝也。传者乃仅宝其书法，夫不宝于当时而宝于后世，不宝其意旨而仅宝其墨迹，如王略帖者，古今岂少哉。[8]298

其出褚河南手无疑矣。因慨叹曰：晋至今千五百年，金石之质，不无驳蚀，矧楮墨乎？右军此书得以完好无缺衊者。非尽人力也，意必有鬼神护持之。或曰，古今宝物，天地爱惜，历劫不磨，意梁厚矣。尧舜以来，人独无宝乎，其幸而身显名播者几叶史尔，中多附会谬妄失真者，谓乃史家恩怨爱憎之不良，则人为之矣。彼苍遂无意爱惜而护持之乎？斯无怪世之以片帧一纸之为宝而澹然于千秋百世之名节，可慨矣夫！[7]139

在郭棻看来，古人书迹之所以能流传至今，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。但世人往往仅以书法为宝而对书写者的千秋百世之名节漠然视之。他既学王铎书法，但在诗文中从不提及王铎，就是在表明了一个立场：书法之传世，并不等于书法家的人格力量能垂范后人。书法属于世俗世界的事物，往往为时人的喜好所左右。

就其书法的取法而言，郭棻在米芾之外也声称以晋人为宗，其《快书》诗云：“瓣香尊晋帖，卮酒对来禽。”[8]426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摆脱王铎的影响，因为王铎书法原本就是祖述晋人和米芾的，郭棻不过是“师其所师”而已。虽然他对王铎其人不赞一语，但其书法实践却在王铎书风中找到了归宿。

总之，在清初的北方地区，以魏裔介、魏象枢这两位枢机重臣为中心，形成了一个接受王铎影响的书家圈子，可是其由来却十分复杂。在一部人——例如魏裔介、魏象枢和法若真——那里，也许只是受风气影响、沾染时习的缘故，他们之所以模仿或赞美王铎书法，多少有些言不由衷或身不由己。其中，“二魏”不过是应景式的蹈袭而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铎的影响力就显得十分脆弱，一旦出现新的动向——比如二王书风之复兴，或碑学之兴起——它就面临着被弱化甚至被取代的命运。比较起来，郭棻是一个奇特的存在，尽管带着书品与人品的观念纠结，却事实上成了王铎书风最忠实的继承者，与法若真一边赞扬王铎，一边却自行其道别无二致。它们代表的是言不由衷。这既是个人的言不由衷，也是历史的言不由衷。这意味着，在书法的影响史上，某个问题越是得到强调就越有可能被悬置起来，书法仍然走向了自己该走的方向。